他曾看到他在卡尔维诺塑像前发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也曾跟着他一步一步登上石阶,被茉莉花浓烈的香气呛得几乎窒息,只为了在博地弗广场的最高处观赏夏日漫长的日落。

“不用怀疑,我的朋友,咱们可怜的祖国所遭遇的最大的不幸就是我当了总统。”

—— 《总统先生,一路走好!》,加西亚·马尔克斯

总统先生,一路走好-猫腻儿

《总统先生,一路走好!》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有一件事荷马·雷伊没有告诉总统,但在之后的岁月中却一再告诉每一个愿意倾听这个故事的人:他最初的动机没那么单纯。和其他救护车司机一样,他同殡葬公司和保险公司做交易,在医院里兜售他们的服务,尤其是向那些举目无亲的外国患者。所得微不足道,还得跟其他提供消息的雇员分享,关于危重病人的秘密信息都是你传他、他传我这样传出来的。但是对于一个没有前途可奔、靠着极其微薄的薪水同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流亡者来说,算是不错的慰藉。

他的妻子拉萨拉·戴维斯更加现实。她是一个面容姣好的穆拉托[1]女人,来自波多黎各圣胡安。身材娇小结实,有着蜜糖色的光滑皮肤,充满野性的眼睛同她的气质十分相称。他们是在医院做慈善服务时认识的,那时她是杂务助理。在那之前,她作为保姆被祖国的一个富翁带到了瑞士,后来被遗弃在日内瓦。虽然她是尤鲁巴族女孩,两人还是按照天主教的仪式举行了婚礼。他们住着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位于一栋公寓楼的八层,楼里没有电梯,居民以非洲移民为主。他们有个九岁的女儿叫芭芭拉,七岁的儿子拉萨罗有些智力发育迟缓的迹象。

拉萨拉·戴维斯是个聪明、暴脾气的女人,但是心肠很软。她觉得自己是典型的金牛座,并且对星座占卜有一种盲目的迷信。然而,她一直没能实现以给百万富翁当占星师来谋生的愿望。让她有时能补贴点儿家用,偶尔还能有可观收入的生计是为阔太太们准备晚宴,以供她们在宾客面前炫耀,让别人以为那些精美的安的列斯菜肴是出自她们之手。荷马则羞涩而拘谨,除了现在做的这点儿事,别的什么也不会。但是拉萨拉从没想过离开他,因为他心地单纯,在性方面也很能满足她。原先他们过得还不错,但这几年,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日子越来越艰难。总统到达日内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一点一点动用五年来的积蓄了。因此,当荷马·雷伊在医院里匿名的病人中认出他来时,夫妻俩开始浮想联翩。


[1]音译,意为黑白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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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这么做。一开始,他们想过向他兜售全套的殡葬服务,包括给遗体做防腐处理,然后运送回国。但是慢慢地,他们发现死亡并不像一开始看上去那样离他那么近。到与总统共进午餐的那天,夫妻俩已经因为诸多疑问而感到茫然了。

事实上荷马并没有担任过大学生助选团的领袖,或其他类似的角色。拍下那张照片那天,是他唯一一次参加助选活动。但阴差阳错,这张照片居然奇迹般地在衣柜里被找到了。不过他的一腔热忱是真的。他也确实是因为参加了反军事政变的巷战,不得不逃离祖国,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他依然生活在日内瓦的唯一原因是他已经毫无斗志。因此,这个小小的谎言不应该成为他获得总统好感的障碍。

第一件让夫妻俩感到诧异的事情是,日内瓦到处都是失意政客的华府豪宅,但这位著名的流亡者却住在凋敝的格罗特社区一家四等旅馆里,混迹于亚洲移民和妓女中间,独自一人在穷人的小餐馆用餐。荷马亲眼见到他日复一日地重复那天的行程。他一次次用目光追随着他,有时候会近到很容易被发现,看着他傍晚时分在老城阴郁的墙和丛生的黄色风铃草间散步。他曾看到他在卡尔维诺塑像前发呆,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也曾跟着他一步一步登上石阶,被茉莉花浓烈的香气呛得几乎窒息,只为了在博地弗广场的最高处观赏夏日漫长的日落。一天晚上,他看到他淋着秋天的第一场雨,既没穿大衣也没撑雨伞,为了听鲁宾斯坦[1]的音乐会跟学生们一起排队。“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没得肺炎。”他后来跟妻子说。前一个周六,天气开始变凉,他看到他买了一件假水貂领的秋装大衣,但不是在流亡政客经常光顾的罗纳大街上那些金碧辉煌的商场里,而是在拉斯普尔加斯的市场上。


[1]阿图尔·鲁宾斯坦(1887-1982),美籍波兰裔犹太钢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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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别指望了,”听了荷马的叙述,拉萨拉惊呼,“他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吝啬鬼,死了可能还得慈善团体去给他收尸,埋到公共墓地去。咱们永远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也许他是真的没钱。”荷马说,“毕竟这么多年没工作了。”

“哎哟,你这小黑鬼。上升星座也在双鱼座的双鱼座是一回事,傻是另一回事。”拉萨拉说,“全世界都知道他卷走了政府的财产,他是马提尼克最有钱的流亡者。”

荷马比拉萨拉大十岁,是听着总统在日内瓦一边读书一边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故事长大的。相反,拉萨拉则是听着敌对媒体对各种丑闻的报道长大的,她从小就在一个敌视总统的家庭当保姆,这些丑闻在这个家庭中被进一步夸大了。因此,因为同总统共进午餐,那天晚上,荷马回到家时欣喜若狂,而她却对总统邀请他去高级餐厅吃饭这种情节不屑一顾。让她气恼的是,荷马没有借机向总统提出任何要求,而他们曾梦想过很多东西,从孩子们的奖学金到医院里一个更好的职位。她觉得自己的怀疑得到了确认:这位总统已经打定主意,宁可曝尸荒野喂兀鹫,也不愿意把手里的钱用于一个像样的葬礼,并让遗体荣归故里。但最终点燃怒火的是荷马特意留到最后的消息:他邀请总统周四晚上来家里吃鲜虾饭。

“你还嫌这一切不够吗?”拉萨拉冲他喊道,“要是他吃罐头虾中毒死在这儿了,我们还得拿留给孩子们的积蓄来给他办丧事!”

出于对婚姻的忠诚,最后她妥协了。她不得不向一个邻居借了三套银餐具和一个玻璃沙拉盘,向另一个借了电咖啡壶,向第三个借了一块绣花桌布和一套瓷咖啡杯。他们原本一致同意以家里的寒酸境况博取客人的同情,但她还是把旧窗帘换成了过节时才会挂出来的新窗帘,拿掉了家具上的护套,并花了一整天时间刷地板、除尘,将屋里的东西变换位置,直到房间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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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晚上,总统出现在门口,因为刚刚爬了八层楼梯,呼吸还有些急促。他穿着新买的二手大衣,戴着过时的圆顶卷边帽,只带了一枝玫瑰送给拉萨拉。她惊讶于他的男性风度和王子般的举止,但除此之外,总统给她的第一印象跟她料想的毫无二致:虚伪而贪婪。他显得很做作,一进门就仿佛突然陷入了狂喜,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闭着眼睛,伸开双臂惊呼:“啊,祖国海的味道!”而事实上,她在做饭的时候,为了不让满屋子都飘着虾的味道,还特意把窗户打开了。他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气,只给她带了一枝玫瑰,而且毫无疑问是从公共花坛里偷的。他是如此傲慢无礼,在看到关于自己光辉的总统生涯的剪报和荷马满怀赤诚钉在客厅墙上的竞选小旗时,神色轻蔑。他心肠很硬,甚至没有向芭芭拉和拉萨罗问好,而两个孩子特意为他准备了礼物。在用餐的过程中,他还说有两样东西是自己不能忍受的:狗和孩子。她恨他。但是,加勒比人热情好客的天性使她克制住了偏见。她穿着只有节日里才会穿的非洲长袍,戴着萨泰里阿教[1]徒的项链和手镯,在整个晚餐期间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动作,也没有说任何多余的话。她的表现堪称完美,无可挑剔。

事实上,鲜虾饭并不是她最拿手的,但她做得很用心,也非常成功。总统吃了两盘,赞不绝口。他也很喜欢炸香蕉片和鳄梨沙拉,虽然这两道并非他们的家乡菜。拉萨拉一直保持缄默,安静地倾听,直到享用餐后甜点时荷马不合时宜地陷入了上帝是否存在的死胡同。

“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总统说,“但是跟人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关心的是重要得多的事情。”

“我只相信星座。”拉萨拉说,她扫了一眼总统的反应,“您是哪一天出生的?”

“三月十一日。”

“我猜就是!”拉萨拉带着得胜的惊讶说,然后语调优雅地问道:“一张桌子上坐着两个双鱼不会有点儿多吗?”

她回厨房去准备咖啡的时候,两个男人还在谈论上帝。她把残羹冷炙都收拾了下去,全心全意盼着这个夜晚有个完满的结局。当她端着咖啡回到客厅时,总统的一句话让她目瞪口呆。

“不用怀疑,我的朋友,咱们可怜的祖国所遭遇的最大的不幸就是我当了总统。”


[1]加勒比地区一种融合了非洲约鲁巴族神话、罗马天主教教义和土著传统的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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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看到拉萨拉站在门口,端着借来的咖啡壶和瓷杯子,似乎快要晕过去了。总统也注意到了。“别这么看着我,女士。”他柔声说,“我说这些都发自内心。”然后,他转向荷马:

“还好,我正在为自己的不明智付出昂贵的代价。”

拉萨拉送上咖啡,关掉了餐桌上方的灯,那雪亮的光不适合聊天。客厅里变得幽暗,气氛亲密了些。她第一次对这位客人产生了兴趣,他的风趣幽默无法掩饰他内心的悲哀。当总统喝完咖啡,把杯子倒扣在杯托上等残渣落下时,她的好奇又增加了几分。

在饭后的闲聊中,总统告诉他们,他选择马提尼克岛作为流放地,是因为跟那时刚刚发表了《返乡札记》的诗人艾梅·塞泽尔[1]交往甚笃,是他帮助自己开始了新生活。靠着妻子继承的那笔遗产余下的部分,他们在法兰西堡的山里买了一栋用硬木造的房子,窗户上装了铁丝网,朝向大海的露台上开满野花。在那里,听着蟋蟀的叫声,闻着从磨坊飘过来的糖浆和甘蔗酒的气味,睡觉真是一种享受。妻子比他大十四岁,唯一的一次分娩让她落下了病。他们就在那里安顿下来。为了抵抗命运,他埋头重温那些拉丁文经典作品,并确信自己的余生就将这样度过。在很多年里,他不得不抵御曾经的追随者提出的各种各样冒险的诱惑。

“但是我再也没有拆过任何一封信。”他说,“从来没有。因为我发现,即使是那些最紧急的,过一个星期就不那么紧急了,过两个月,甚至连写信的人自己都忘了。”

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见拉萨拉点了一根烟,伸出手急切地抢了过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并把烟留在了嗓子里。拉萨拉吃了一惊,拿出烟盒和火柴,想再点一根。但是总统又把已经点燃的那根还给了她。“看您抽得那么享受,我实在没有办法抵挡诱惑。”他说。但是他不得不把烟都吐出来,因为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已经戒烟很多年了,但烟瘾一直没有彻底放过我。”他说,“有时候它会战胜我,比如现在。”

他又咳了两回。疼痛又回来了。他拿出怀表看了看时间,服下晚间的两片药,然后拿起咖啡杯看了看:没有任何改变。但这次他没有打寒战。

“在我之后,有一些我原来的支持者当了总统。”他说。

“萨亚格。”荷马说。

“萨亚格,还有别的人。”他说,“都跟我一样,强求一种我们不应得的荣誉,从事着一份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工作。有些人追求的只是权力。但大多数人追求的东西更可悲:头衔。”

拉萨拉被激怒了。

“您知道别人是怎么说您的吗?”她问。

荷马警觉地插话道:

“那全是谎言。”

“是,又不是。”总统非常平静地说,“就一个总统而言,最狼藉的名声可以既是事实,又是谎言。”

在整个流放期间他一直住在马提尼克岛,除了每天阅读官方报纸上的几则消息,跟外界没有任何接触。他在一所公立中学教授西班牙语和拉丁语,艾梅·塞泽尔时不时给他一些翻译的活儿,以此维持生计。在八月令人难以忍受的炎热天气里,他会在吊床上一直待到中午,在卧室里电扇的嗡嗡声中读书。妻子则照料着放养的鸟儿,即使在一天中最热的时段,也只是戴上一顶装饰着人造果子和纱制假花的宽沿草帽遮阳。但是,当酷热退去,在露台上享受清凉还是很惬意的。他长时间地看着大海,直到夜幕降临,她则坐在柳条摇椅里,戴着破旧的草帽,每根手指上都戴着花哨的戒指,看着来往的各国轮船。“这艘是开往圣人港的。”她说,“瞧那艘船装满了圣人港的香蕉,都走不动了。”在她眼里,没有哪艘船不是自己国家的,而他则在一旁装聋作哑。不过最后她忘记得比他更彻底,因为她失去了记忆。他们就这样待着,直到喧闹的黄昏结束,不得不蔽身于被蚊子占领的房子里。某个秋天,在露台上看报纸时,总统吃惊得跳了起来。

“噢,见鬼!”他说,“我死在埃斯托里尔了!”

他的妻子正昏昏欲睡,也被这新闻吓了一跳。消息登在报纸第五版的角落里,一共六行。这家报纸偶尔会发表一些他的翻译作品,报纸的主编也会时不时地来拜访他,可现在却说他已经死在了里斯本的埃斯托里尔,那里是欧洲堕落的温床和巢穴。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那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块他不愿意埋骨的地方。一年以后,妻子真的去世了,咽气前一直被仅剩的记忆折磨:他们的独子曾经参与推翻自己父亲的政变,最后却被同伙枪毙了。


[1]艾梅·赛泽尔(1913-2008),马提尼克政治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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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叹了口气。“我们就是那样,无可救赎。”他说,“一片被想象成积聚了全世界的渣滓、没有一丝爱意的大陆,一群习惯了劫持、强暴、黑幕交易、欺骗、尔虞我诈的人。”拉萨拉那双非洲人的眼眸此时正毫不留情地审视着他。他迎着她的目光,试图以老练精湛的口才使她信服。

“混血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把眼泪和流动的血液混在一起。对这样一杯苦酒,还能期待什么呢?”

拉萨拉用一阵死一般的沉默让他如坐针毡。但在深夜告别的时候,她控制住了情绪,给了他一个正式的吻。总统拒绝了荷马陪他回旅馆的好意,但是没能阻止他帮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当荷马回到家时,等待他的是暴怒的妻子。

“他是全世界最老奸巨猾的总统,”她说,“一个彻头彻尾的浑蛋。”

尽管荷马费尽口舌想让她平静下来,他们还是度过了一个糟糕的不眠之夜。拉萨拉承认,总统是她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之一,有种迷倒一切的魅力和阳刚之气。“别看他现在这样,又老又落魄,上了床肯定还很勇猛。”她说。但她觉得,上帝赋予他的这些天赋被他挥霍在了虚伪上。她无法忍受他假惺惺地说自己是祖国最差劲的总统;也不能忍受他吹嘘自己的简朴生活,因为她始终相信他拥有整个马提尼克岛一半的财富;更不能忍受他假装对权力漠不关心,因为显而易见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重回总统宝座,哪怕只有一分钟,好将他的敌人们踩到泥里。

“而他所说的一切,”她总结道,“只是为了让我们臣服在他脚下。”

“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荷马说。

“没什么好处。”她说,“但虚荣是一种永远不可能被满足的恶习。”

她怒气冲天,以至于荷马无法忍受跟她同床共枕,裹着毯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拉萨拉依旧很早就起床了,跟平时在家时一样赤裸着全身,嘴里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她没花多少工夫就把那顿不愉快的晚餐留下的痕迹清除得一干二净。天一亮她就还掉了借来的物件,窗帘换回了旧的,家具挪回原处,直到房间变得跟头天晚上之前一样贫穷而整洁。最后,她扯下了剪报、画像、粗劣的竞选小旗,全部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大喊一声:

“见鬼去吧!”

本期单读音频,许知远将继续朗读《总统先生,一路走好!》,与各位一起在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的歌声中感受马尔克斯像音乐一样美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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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

经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

总统先生,一路走好-猫腻儿

作者:加西亚 · 马尔克斯

译者:罗秀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特别鸣谢:新经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