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因为研究者发现,脑损伤能改变患者的艺术能力,有时甚至带来显著的提升。但是这话得两说,按照文章作者所言,“其中一种影响艺术能力的病症是额颞叶痴呆,是一类退化性神经疾病,会给患者人格带来极大的改变,患者面临精神混乱,行为失控,表现出强迫症的倾向,并出现语言、注意力和决策能力障碍。其中一部分患者产生了艺术创作倾向”,注意,是一部分哦。

文/Anjan Chatterjee

译/沪式金钱肉

不是神经病美学,是神经美学-猫腻儿

画家威廉·德库宁

荷兰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威廉·德库宁在罹患阿兹海默综合症(即老年痴呆症)后的数年仍在从事创作。但他的作品开始有所变化,一些批评家认为其作品体现出更深刻的抽象表现力。德库宁在创作风格上的异变明白无误的成为一个典型案例:艺术是大脑思维的窗口,当大脑发生变化时,艺术家的表现和感知也会随之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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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库宁早期作品《Woman V》,1952-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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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库宁晚期作品《Rider(Untitled VII)》,1985

但大脑的哪一部分激发了人的美学体验?大脑的基本认知如何贯穿于我们对美学体验的理解?这都是一门新兴学科的核心问题,该学科致力于探索人类在欣赏和创作美好事物和艺术品时,包含感知、诠释、情感和行动等行为经验背后的神经活动。这一新领域融合了神经学和实验美学(是对人类审美行为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伦敦大学学院的视觉神经学家森马·泽基将这一学科命名为神经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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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神经学家森马·泽基

神经美学是一门描述性和实验性兼具的科学,通过定性的观察和定量的假设检验,致力于推进我们对于人类美和艺术认知过程的认识。同时,近期一系列的研讨会展现了该学科的国际视野,因为它必须关注各式各样的美学体验及其背后与健康和疾病关联的神经活动。

艺术和大脑

早期,泽基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神经学家维兰努亚·拉玛钱德朗在他们上世纪90年代末的作品中,指明艺术家对视觉世界的处理方式和与其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存在相似性。摄入眼睛的光线按照亮度、颜色和动态等基本特征进行分类,再交由我们大脑不同的视觉中枢处理。在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艺术家普遍在他们的作品中玩味着这些元素。例如,法国艺术家亨利·马蒂斯和安德烈·德兰用突出的色彩来表现情感,美国雕塑家亚历山大·卡德尔则通过气流和小发动机精细的控制挂饰的运动,并将其视觉动态剥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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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与蓝,亚历山大·卡德尔,1975

艺术家通常展现的是一件物品的精神表象,而不是物质形式。他们的演绎不拘泥于物质世界的光线、阴影和色彩特征,但仍旧吸引着我们。变幻莫测的阴影轮廓难以提供关于真实世界物质形态的可靠信息,因此我们的大脑一直对阴影形状不敏感。艺术家通常仔细的将物品所投阴影的亮度调低,由此反衬物品更易被人们感知的高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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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行为学家尼古拉斯·丁伯根

此外,一些艺术家心照不宣地使用了一些“感官诡计”,其中之一是峰移原则,即艺术家利用形状、遮蔽和颜色等方式夸张物体的某些特征。这种利用突出特征来有意增强某些感官反应的想法最早由动物行为学家尼古拉斯·丁伯根于1954年提出,他发现海鸥雏鸟更喜欢去啄凿一根又细又长、带三条红色纹路的棍子,而不是海鸥妈妈的喙(喙头上仅有一个红点)。但峰移原则的艺术运用早在丁伯根之前就有了,12世纪印度朱罗王朝的青铜雕像就体现了这一感觉机制,女神的丰乳肥臀和纤纤细腰突出了女性的性感、优雅、矜持和尊严。

尼古拉斯·丁伯根发现,海鸥雏鸟更喜欢去啄凿一根又细又长、带三条红色纹路的棍子,而不是海鸥妈妈的喙(喙头上仅有一个红点)

艺术家还利用了人类视觉系统处理信息的方式,视觉信息在相互联系的两个神经系统中处理,分别是“是何(what)”和“在哪(where)”。形状和颜色进入了“是何”,展现物品的本体属性,亮度和动态进入了“在哪”,展现物品所处的方位。人们在审视诸如莫奈的日出印象这样的印象派画作时,感受到水面的波光粼粼和天边的霞光闪耀,是因为该这幅画的物体亮度相同而颜色不同。大脑可以识别物体但不能确认其方位,因为“在哪”系统无法记录和背景相同亮度的物体。因此在莫奈的画中,海水和太阳的方位飘忽不定,使画作呈现出流光溢彩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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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印象,莫奈,1872

诊所的故事

脑损伤能改变患者的艺术能力,有时甚至带来显著的提升。大脑并非只有一个艺术中枢。艺术产出是不同大脑区域经灵活整合协同合作的结果,就像卡德尔的挂坠一样,由不同权重的各部分达成整体的均衡。脑损伤改变了这一整体,以某种方式移除了一些组成部分,致使整体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可能赋予艺术家前所未有的创作和激发新鲜有趣的艺术形式的能力。

其中一种影响艺术能力的病症是额颞叶痴呆,是一类退化性神经疾病,会给患者人格带来极大的改变,患者面临精神混乱,行为失控,表现出强迫症的倾向,并出现语言、注意力和决策能力障碍。其中一部分患者产生了艺术创作倾向,他们的艺术作品通常写实,带有强迫性风格,且细节生动——是习得性强迫症状的生动写照。一些案例研究也证实以习得性强迫症状为特性的疾病会伴以超自然的艺术创作能力。例如,罹患自闭症的三岁小孩娜迪亚尽管多项认知和社交能力发育滞后,却能画出栩栩如生的奔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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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自闭症的三岁小孩娜迪亚尽管多项认知和社交能力发育滞后,却能画出栩栩如生的奔马

最有趣的的案例还包括一类罹患某种脑损伤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艺术家,疾病让这些人的创作方式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德库宁是其中一例。另一个例子是德国油画和版画家洛维斯·科林特,他1911年罹患中风导致右脑损伤。右脑损伤会阻碍左侧机体的信息处理,使患此疾病的艺术家经常忽视作品的左半部分。中风之后,克林特有时会忽略其绘画对象的左脸细节,左半边的画质也经常和背景融合(这些画作后来被评论家高度评价,根据哈佛大学教育研究所的认知和教育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的说法,一名评论家认为克林特“成为了外观荫蔽方面的先驱)。右侧脑损伤也会损害空间认知功能。美国艺术家罗林·休斯在经历一次右脑中风后,发现自己难以协调线段间的空间关系,于是只好放弃了她原来的写实风格转向印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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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之后,克林特有时会忽略其绘画对象的左脸细节,左半边的画质也经常和背景融合

遭受左侧脑损伤的艺术家有时会带来更加鲜明的色彩风格和画作内容的改变。保加利亚画家Zlatio Boiadjiev以其大地色系的应用和自然插画风格而闻名。在经历一场影响到左脑的中风后,他的画作变得更加华丽、多彩、灵动、热烈甚至陷入幻想。加州艺术家凯瑟琳·舍伍德在遭遇左大脑半球出血性中风后,她原先以异装癖、中世纪封印和谍照等神秘意象构建的高度理性风格不复存在,批评家认为其作品变得“原始而直观”。她对被迫用左手进行创作感到毫无压力,这让她感受到了使用右手挥笔时从未感到的轻快和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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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舍伍德在遭遇左大脑半球出血性中风后,她原先以异装癖、中世纪封印和谍照等神秘意象构建的高度理性风格不复存在

我与合作者在2010年出版了艺术属性评估手册(AAA),该手册让研究者能够定量评估艺术作品的外观视觉属性,比如总体复杂度、平衡性、色彩饱和度和冷暖,同时也有作品的内容属性,包括抽象主义、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我们最近将AAA的标准运用到克林特、Boiadjiev和舍伍德的作品上,发现大脑右半球并没有在艺术创作中起主导作用,这也与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的观点相符。反过来,这三个艺术家(其中两人左侧脑损伤)的作品在大脑受损后少了几分写实和精确,变得更加抽象和扭曲。同时,这些作品笔法更加自由,风格更为坦荡,更加富有活力。显而易见,大脑的两个半球都参与了艺术创作。

同时,临床经验表明脑损伤也会影响艺术鉴赏力。例如,左侧额叶损伤会削弱人们对抽象、写实、动态和象征的鉴别力,而右顶叶损伤也会影响对动态和象征的判断力。

美学健全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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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写的鉴赏刺激了梭状回(图中黄色区域)的“面部区域”,风景画的鉴赏则刺激了海马旁回的“方位区域”。

大脑的视觉部分不仅将亮度、颜色和动态这样的性质进行分类汇总,也会处理一些层级更高的对象,比如面部、形体和风景。人物特写的鉴赏刺激了梭状回的“面部区域”,风景画的鉴赏则刺激了海马旁回的“方位区域”。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感官区域不仅进行分类处理,还参与对象的评价过程。例如,美丽的面庞对观看者的梭状回及其周边区域的刺激作用要强于那些不那么漂亮的脸蛋。关于感觉皮层内发生的评价类型及其程度的论题,属于刺激性神经科学研究的范畴,并与处理感官和评价的神经结构一体性研究相关联。剖析我们处于美学体验时的情绪系统的脑功能成像实验正在揭示这些神经关联,并将神经美学的研究范围从普通的快感延展到诸如悲伤这样具有审美情趣的负面情绪上。

当人们观看描述动作的画作时,他们的一部分运动神经系统开始工作。对画作的反应进入我们的扩展镜像神经元系统。镜像神经元最初在对猴子采用电生理技术时发现,负责对动作的执行和感知作回应。后来发现人类也有类似的系统,而且在人们推断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姿态的意图,以及创作行为造成的结果观测(如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卢西奥·丰塔纳在他帆布画上制造的切痕)时,该系统也会响应。这些发现表明,细微的运动神经活动体现了我们对视觉艺术有些许的移情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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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卢西奥·丰塔纳在他帆布画上制造切痕时,运动神经系统就会响应

人们因观察对象美丽衍生出的快感会进入大脑的奖励回路。迷人的脸蛋不仅会刺激大脑的面部处理区域,还会部分刺激腹侧纹状体。同样,美丽的视觉图案也会刺激腹侧纹状体、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眶额皮层上述三个地方都是处理快感的区域)和大脑岛叶(与自主神经系统相连)产生活动。不同类型的快感来源(包括音乐、视觉艺术甚至建筑空间)则会刺激眶额皮层。

表现主义理论认为情感交流是艺术最重要的功能。艺术可以传递用语言难以传达的细微情感。例如,传统日本音乐剧中佩戴的能乐面具所传递的细腻的忧伤,会刺激大脑右侧杏仁核,而与普通作品相比更加打动人心的画面会部分刺激前额叶皮层,而对艺术作品的移情反应会反映作品中的情感表达,从而产生与之一致的快乐、害怕和愤怒等情感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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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日本音乐剧中佩戴的能乐面具所传递的细腻的忧伤,会刺激大脑右侧的杏仁核(amygdala)

艺术之脑

自身的经验和知识也会对我们的艺术体验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都会认为博物馆里的抽象派作品比电脑生成的要更迷人。这种偏好在内侧眶额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产生更多神经活动。相信一幅画作来自博物馆也会导致内嗅皮质(处理情节记忆的重要区域)产生更多活动。与之类似,“艺术地位”或画作的真实性会比其实际的感官内容更能引发腹侧纹状体和眶额皮层的反应,这又说明是知识(而不是视觉图案的愉悦观感)改变了神经刺激模式。

为加深我们对神经美学的认识,研究者正在转向新的非侵入式大脑模拟方法,比如利用经颅磁脉冲和直接电流给大脑制造虚拟病变或功能增强。刺激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会提升人们对具象艺术(是一种与抽象派作品相对的写实画派)的鉴赏力。在探寻感觉运动回路、情感加工和意义发现的交互研究上,该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手段拥有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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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正在转向新的非侵入式大脑模拟方法,比如利用经颅磁脉冲和直接电流给大脑制造虚拟病变或功能增强。刺激左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图中蓝色区域)会提升人们对具象艺术的鉴赏力

虽然当前的神经美学研究方法在探究人类较为稳定和普遍的思维属性上已经轻车熟路,但在艺术作品含义中的历史偶然性因素方面仍面临挑战。比如一些艺术家别出心裁的意图和对何为艺术的重构,就像1917年美籍法裔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将小便池递送展览会的里程碑事件那样。艺术作品经常成为特定背景下思想的载体。一个作品的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观众群、文化和时代任意解读。对作品的反应——无论是喜悦、厌恶还是愤怒——通常都来自作品想要传达的思想。了解作品创作的背景、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诞生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动向,都有助于提升观看者的鉴赏能力。神经科学方法难以把握这种艺术作品丰富内涵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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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尔·杜尚的的鬼脸照,以及他著名的《泉》,1917

目前神经美学还处于起步期,该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议程的边界还在不断开拓。神经美学的议题跨越了认知神经科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例如认知、情感、语义、注意力和决策。那些在这一更加成熟的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能够顺理成章的将神经美学加入他们的研究方向。神经科学的技术进步将继续为人脑美学的探究提供红利,而与人文主义学者的共事将深化需要检验的各类假设命题。该学科正处于他的历史转折点,即将迈入主流科学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