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斯图里卡:“地下”电影大师-猫腻儿

也有人想用“大师”来把他称呼,可又发现有欠妥当,因为这个有着野草般的乱发和混杂血统的导演,从来就没有真正严肃过,他钟爱制造一些喧闹的狂欢场面让你永不得安宁,用怪诞的影像和狂乱的音乐掐捏你的神经。和细腻深沉的欧洲艺术电影相比,他是欧罗巴大地上一个特立独行的异数,他的电影像他本人一样不修边幅,因为他终归是拉伯雷的忠实门徒,只有他才会说“电影是现今惟一的专政”。

他总把电影整得像一个五花八门的水果拼盘。滑稽的表演、夸张的情节、浓烈的色彩、放旷的音乐全都被搅和在癫狂运动的镜头中。在《地下》的轰炸动物园那场戏中,大象、狮子、老虎在废墟上任意游走,两只受伤的白鹅还在不知死活地互啄,而“革命英雄”布瑞吉却正在酒后嫖妓,在炮火连天中自慰达到了高潮!接着他来到冒烟的废墟,在燃烧的木头上点燃一根雪茄,还信手拈来一只黑猫擦亮他的皮鞋——布瑞吉对战争的习以为常让人惊讶不已。整个段落一气呵成,疯狂,荒诞与讽刺全纳其中,让人看得五官张扬四肢舒坦。

但是库斯图里卡并不以玩弄形式来哗众取宠,在奇巧乖张的影像中显露出大智若愚的隐喻,因此他的电影才那么情感充沛而张力十足。在《亚利桑那之梦》的结尾,亚里克斯又在梦中回到了爱斯基摩人的营地,和叔叔一起钓到了那条会飞的鱼;《黑猫白猫》中葛加老爷总爱品味《卡萨布兰卡》的结尾,反复念叨“那是伟大友谊的开始”,最后自己也死而复活地和路易重叙当年友谊……因此,不管主题如何残酷,他最后总能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态度。就像拉伯雷,貌似肤浅实则深沉,并充满了诡谲的欢乐。大仇大恨大喜大悲,又随时都能将一切轻松抹平消解。审慎细腻的中产阶级眼光,显然是无法卒读的。

讲述战争是一种责任

1941年南斯拉夫被德国占领,1945年解放并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马其顿、黑山六个共和国组成,可自从这个国家成立以来就一直被民族问题所困扰,战争频仍,终于在九十年代土崩瓦解。因此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南斯拉夫”的灾难深重,总成为他的创作源泉,“战争”与“家园”是他从没停止追问的两大主题,可两者在一部电影中相遇的结果只能是流离破败的辛酸。库斯图里卡的很多影片都以战争为背景,表现人们在政治阴影下漂泊无依的生活状态,比如[生命是个奇迹]等。用他的话说,“拍摄讲述前南战争的影片,是一种责任”。但是他很少直接描述战争的惨烈场景,只是让故事在战争中发生,让战争背景使人物的性格冲突更加激烈。有点像海明威,在描写战争的短篇名作《大河双恋》中只字未提“战争”二字,却使战争对人的创伤跃然纸上。

库斯图里卡的态度是坦然的,他在影片中尽量避免去分辨哪一方是对的,哪一方是错的。也极少出现彻底的正面或反面人物,温存与冷酷、正直与邪恶总是在人性中同时并存,“欢喜冤家”也成了他影中人物的一大特征,像《地下》中的布瑞吉和马尔科,《黑猫白猫》中的葛加和路易,《亚利桑那之梦》中的那对母女。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也没有明目张胆的号召,只是当字幕缓缓溢出,才揭示出这一切笑闹背后所藏的乡愁与痛惜:“从前有一个国家,他的名字叫做南斯拉夫,首都是贝尔格莱德……”

他的超越姿态也招来了误解,连故乡萨拉热窝人也指责他将祖国人民刻画成了小偷与强盗。因此他愤而宣布息影,并发誓再也不回萨拉热窝。其实,这和政治立场没有关系,库斯图里卡只是在用他个人的方式,来重温那个“前南斯拉夫”之梦。他曾经说过:“家庭是基础,是神话性的因素。我的所有人物,大家都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知道他们的家庭。”20年来,尽管影片风格有些变换,但库斯图里卡都着力展现“家庭的毁灭及其启示”,因为他就是一个失去家园的人,一个巴尔干半岛上步履沉重的流浪者。

危险的理想主义

库斯图里卡很固执,浑身上下浸润着理想主义的气质,尽管他咒骂好莱坞的“白痴”,自以为是地守护他们的票房“圣经”,但他又欣赏弗兰克·卡普拉拍电影的方式,认为他的类型片曾鼓励一种特定风格的理想主义,而他自己则是“冒着某种愚蠢的危险,来再现一种理想主义。”

他电影中的人物都痴迷于梦想,梦想,就是他们存活下来的理由。《爸爸出差时》中的利马克哥哥患有梦游症,一天晚上居然梦游到了女朋友的床上;《亚利桑那之梦》里的阿历克斯与艾琳虽然年龄悬殊,但飞翔之梦将他们牢牢牵系;《生命是奇迹》中工程师路卡的理想是建造一条旅游路线,为此不惜离开城市,和妻儿在某个山区定居,即使爆发战争也无法使之动摇……

这种理想主义还体现在库斯图里卡的爱情观上。在这个性情张扬的导演作品中,惟有爱情被处理得相对谨慎。他说“爱情更难处理,最困难的是如何让两人彼此亲近,然后令人信服地坠入爱河。还要让两位主角成为影片中优美风景的一部分。”在这里,爱情不是一种野性的欲望,而是一种拯救的力量。它们都来得那么突然,可一旦认定就不容拆散,就连《黑猫白猫》中那个女侏儒,也矢志要嫁给自己的真命天子。

“曾有这样一个时代,它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曾是惟一的集体,之后,分歧来了,变成了地狱。但是,在混乱中,在这种明显的无法解释的另人大失所望的世界里,爱情却能使我们重生。”爱情真的有如此大的力量吗,也许不能,但是库斯图里卡试图让我们相信,“相信”才是这个世界最后的价值。

自然无所不在

库斯图里卡喜欢在电影的各个角落都放上形形色色的动物。像《生活是奇迹》中的那头“驴”;《亚历桑那之梦》中格蕾丝自杀前放生的“乌龟”;《黑猫白猫》中那头啃噬汽车的“猪”;甚至连纪录片《巴尔干庞克》,结尾时也不忘在火车上安放一只吃报纸的山羊。动物是种滑稽的隐喻,它们和人类社会行为的种种,都无意地构成某些暗示,其功用最终都是指向人的。“我想表现的,不仅仅是大自然、动物、幻想和滑稽,而是强调人类的价值。”这是库斯图里卡所推崇的“高贵的表达”。

此外,库斯图里卡也很擅于用自然环境为影片的人性造势。布瑞吉父子从《地下》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跳进一个泛着阳光的湖泊里游泳,在坚硬的地洞里禁闭了那么多年,水是他们惟一触碰到的柔软的东西;《黑猫白猫》中的鸟女士躲在大树根里,邂逅她的身材伟岸的真命天子,也符合她对浪漫爱情的想象;还有《亚利桑那之梦》与《生命是奇迹》中的故事,分别发生在空旷的原野和偏僻的山区,有着典型的梦想者实现自我价值的垦荒心态。

所以,无论多么困难,库斯图里卡都会执着地为影片寻找一些不同凡响的外景地。《黑猫白猫》的成本只有450万美元,但它却看起来却制作昂贵,原因在于他找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又只能选择在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拍摄。这时候太阳总在照耀,以至于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每种事物都显得富丽堂皇,且比平时盛大很多。同样,拍摄《生活是奇迹》的地方,也有一片欧洲独一无二的森林,那里有三种不同的植被,正常来讲这些树是不可能长在一起的,但在这里它们却完美地共存着。

“环境有一种直接的影响力,这也是我第一次明确地表达我对于大自然的爱。我想要表现出来并让人感受到的是,大自然没有听到也没看到战争,它存在于人物的内心之中,又如同在外部将他们围绕一样,它无所不在。”就像他承认的,这正是他越来越“泛神主义”的原因。

音乐是电影的节奏

很多电影都因音乐而更加出色,库斯图里卡这里体现得更为明显,这可能缘于他本身就是个名副其实的音乐人。低诉的手风琴把他所有的故事都渲染得伤感,而高亢的圆号又把这一切阴霾驱散。在我的印象中,整个《地下》仿佛就是一支管弦乐队的表演,马不停蹄的旋律让你浑身奔跑着快感;《黑猫白猫》中老路易把孩子们捆在一棵大树上来训练乐器,可能意在启发他们真正的音乐都发自自然;而当艾琳终于升起了飞行器时,轻柔的音乐也随风而起,跟着机翼在天空中起伏旋转,若闭上眼睛还以为我们自己在飞。

此外,库斯图里卡十分懂得用乐感来控制电影的节奏,调制幽默的氛围。对此,他自己也曾经这么解释:“当我年纪越来越大,经验越来越丰富,我越来越认同这个观点——电影就是你的乐感。因为是你自己接收了讯息,自己剪辑。但问题取决于你的耳朵期待着什么样的音乐,然后,你自己又如何把你听到的声音排放有序、组织起来……”难怪《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和《爸爸出差时》都改编于薛维的长诗,因为库斯图里卡对节奏有着天生的把握力。

在他看来,没有情感的电影只能是肤浅之作。那么电影中的音乐也是如此,看了《巴尔干庞克》你就会知道,他们的乐队不仅在小酒馆里进行节奏,还曾在葬礼上给亡灵安魂。他们的音乐和生命一样经验丰富知冷知热,既懂得爱与生,也明白死与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