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孤独与决裂的“新浪潮小伙伴”-猫腻儿

法国新浪潮对世界电影的影响毋庸置疑,掀起这场风暴的5位主将:弗朗索瓦·特吕弗,让-吕克·戈达尔,克洛德·夏布洛瓦,埃里克·候麦和雅克·里维特,这些曾经在《电影手册》编辑部里激扬文字的年轻人,如今在世的只有里维特和戈达尔。就在去年,已高龄83岁的戈达尔,还用一部《再见语言》让戛纳和全世界的电影晚辈们瞠目结舌,当初与他在巴黎并肩作战的特吕弗,早在30年轻就离开了他最爱的电影。如今的研究者在回顾新浪潮运动和这些旗手时,常常会谈及特吕弗与戈达尔的恩怨:他们俩之间到底有没有过真正的友谊?从“战友式”的共同创作,到相互攻讦,形同陌路,这两位年龄相若,却来自于不同生长环境的年轻人,随着“新浪潮”运动的落幕而分道扬镳,或许这就是他俩性格所决定的命运。

因为安德烈·巴赞的电影俱乐部,有着不同生活背景,来自各地的年轻人相聚在了一起,其中包括年轻的特吕弗和戈达尔。1949年他们初次相识于巴黎拉丁区的同一家电影院,坐在同一排座椅上,迷恋着同样的电影,读着同样的文章,那一年他们俩都不满20岁。现今最早的特吕弗与戈达尔的单独合影,拍摄于1950年9月的“莫迪·德·比亚兹”电影节上,照片上两个青葱少年就像普通的高中生一样,饥渴得吸收着电影的养分,一遍又一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巴黎,特吕弗和戈达尔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电影手册》编辑部时,他们都是对电影痴迷的青年,用巴赞的话说,他们就是典型的“迷影青年”,希区柯克和霍克斯的粉丝。比起特吕弗在人群的侃侃而谈,比他大一岁多的戈达尔显得并不合群,常常躲在人群中沉默寡言。无论是作为影评人在巴黎文化圈的论战,还是作为导演在戛纳电影节上一鸣惊人,最年轻的特吕弗都是这个小圈子的领袖,而戈达尔只是照片上戴着墨镜的年轻人,出言不逊,品味独特。刚开始他俩的私教并不深,甚至长期一直用尊称“您”来交流,当特吕弗带着让-皮埃尔·利奥德和他们俩的处女作,在戛纳电影宫迎接法国文化部长菲利普·艾朗热,名流和媒体的欢呼时,戈达尔正独自一人窝在巴黎的编辑部里,略带醋意看着报纸上的电影新闻,撰写着他的影评,“所有人都去了戛纳,却没人给我钱去南方。特吕弗是个混蛋,他压根就没想到我!”。

特吕弗来自一个并不幸福的家庭,他缺少父爱,就连那个给他姓氏的继父“罗兰·特吕弗先生”都并不喜欢他。从小寄养在外婆家的特吕弗就在一种粗暴和漠视的教育中长大,他逃课,离家出走,偷东西被扭送警察就和少管所,所经历的比《四百击》里的安托万还要多。法国记者们在《四百击》首映后,向特吕弗反复确认“这里面的故事是否就是您的自传呢?”他一直没有承认“这的确是部传记影片,里面的一切不是虚构,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但这不是我的自传”。对于特吕弗的悲惨童年,戈达尔当然知道,在公开表达同情的时候,他依然会揶揄特吕弗的创作能力,“假如特吕弗把他的儿时经历拍成影片,会比他现在拍的所有电影都好”。可以说,特吕弗是被电影“拯救”的孩子,幼年在电影院的逃票,15-18岁时集中观赏大量电影,对萨沙·吉特里和亨利-乔治·科鲁佐的作品如数家珍,让他成了同龄人眼中的 “活的电影资料馆”。在青年迷影组织中特吕弗脱颖而出,并未因轻罪法庭的处罚而沉沦,反而在“大莫莫”候麦的赏识和扶持下,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影评人,在1954年写出了震动影坛的《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

相比之下,来自于瑞士的戈达尔实在是资产阶级的逆子,父亲是富裕的医生,母亲的家族拥有“巴黎银行”,这个讲究教养,循规蹈矩的大家庭与电影并没有多少交集。直到来巴黎读索邦大学时,戈达尔才真正的接触到电影,并沉迷于这种在父母眼里“有伤风化”的东西。在围绕于巴赞的青年“迷影人”中,戈达尔可能是最风流的一位,但他常常把自己的私生活,旅行经历和爱情,隐藏在聚会时的沉默和文字的桀骜不驯之后。说到爱情,早期特吕弗和戈达尔还曾同时爱上过一个姑娘,莉连娜·利特温,他们经常去她家做客,讨好着这个崇拜纪德的文艺女青年,但最后她并没有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结婚。

在那个时期,对于特吕弗来说,候麦是亲密的“兄长”,里维特才是“真正交心”的好友,戈达尔的气质和脾气并不容易亲近,但内心仍然是值得钦佩的。在与法国电影届的权威论战,批判以让·德拉诺瓦为代表的“优质电影”时,无论是特吕弗还是戈达尔,都从未放弃过执导自己的电影。1957年特吕弗第一部短片《顽童》大获好评,不过这部处女作的诞生,却伴随着一个并不光明的巴黎谣言“野心勃勃的评论家为了自己的事业,娶了一个富有的发行商的女儿”。巴赞是特吕弗与马德莱娜·摩根斯顿的证婚人,罗西里尼带来了意外惊喜,而戈达尔并没有出席他们的婚礼,他的贺词别有意味“一定要与妻子作对,恭喜!”特吕弗告别了放荡的生活,也从此结束了自己的影评人身份。讽刺的是,这个“戛纳最不欢迎的影评人”,却在戛纳电影节的帮助下,完成了奠定新浪潮的伟大作品《四百击》,并在商业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了这份底气,特吕弗开始资助他的“手册派”好友们,第一个当然是好友里维特的《巴黎属于我们》,随后他又介绍了不少制片人给戈达尔,并把自己几年前编的一个故事梗概《精疲力尽》贡献了出来(之前他俩也曾共同合作过短片《水的故事》)。“你只要花点时间帮我再充实下这个创意,我来写对白”戈达尔当时是由衷的感谢这位伙伴,保留了特吕弗的大部分细节“无论如何,这是你的剧本。”1959年底这部关于偷车贼的影片在巴黎首映,果然获得了评论界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让·维果奖,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在电影史上,《四百击》和《精疲力尽》被认为真正奠定新浪潮美学的作品,两部影片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吕弗在早期剧本里就已为戈达尔准备了参考片单,而戈达尔叙事上则走的更加极端。

终于,凭借处女作一举成功后的戈达尔,可以不再依靠特吕弗和夏布洛尔了,整个新浪潮风起云涌的时期,也是他们私人关系最亲密的日子,共享剧本和演员,也非常在意彼此的评价。譬如特吕弗一手栽培的“安托万”让-皮埃尔·利奥特,就主演了戈达尔的《男性,女性》,继续巴黎青年的理想主义挣扎;而戈达尔在1964年对于《柔肤》的肯定,“我昨天去奥林匹亚看了你的新片,它比银幕更广阔”,也让深陷质疑的特吕弗倍感欣慰。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中后期,两人的关系已非常淡化,关于新浪潮,创作走向,以及政治立场都有着不同的见解,但那只是在小圈子里的分歧,在新浪潮队伍的对外态度上,他们还是保持了团结。在68年“攻占电影宫”的运动中,戈达尔与特吕弗并肩战斗,支持巴黎前线的游行学生,强迫戛纳电影节停办,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真正的站在一起。“五月风暴”之后他俩渐行渐远,只保留了偶尔的通信联系,戈达尔尊重“作为影评人”的特吕弗,特吕弗则仅赞赏戈达尔的早期作品,“他拍的是另一种电影;而我则拍正常的电影,正常的生活”。特吕弗并不认同戈达尔鼓吹的革命战斗理论,但当戈达尔1971年遭遇严重车祸时,他还是发来了真挚的慰问。

然而戈达尔在七十年代却翻了脸,对曾经的战友公开批评,乃至于谩骂“特吕弗从来不懂电影,《四百击》之后他不过是在讲故事罢了”。1973年《美国之夜》在戛纳上映时,戈达尔把自己的愤怒和蔑视写成了信寄给特吕弗,带着当时流行的极左词汇,用一种难以让人忍受的语气,逼迫特吕弗接受自己的批判“你是个撒谎者”。感觉受到侮辱和挑衅的特吕弗,也用20页的长信回应了戈达尔,“我读了你给让-皮埃尔(利奥德)的信,让我恶心。”特吕弗的激动足以载入法国电影史“你的行为简直是狗屎!”其实不仅仅戈达尔,让-路易·博里等人也批判了《美国之夜》,但特吕弗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立场辩白。这两封信的结尾同为一句轻蔑的话“如果你想谈谈这事儿,没问题啊”,彻底终结了戈达尔与特吕弗的友谊。戈达尔的形象在特吕弗心中,从"可以原谅的小心眼"彻底跌落成伪君子和自私鬼,而更让特吕弗刺痛的,是自己在左翼知识分子眼中也变成了一个“叛徒”。特吕弗的“不够极端”,让他不得不与过去的自己决裂,日记中所描述的“新浪潮伙伴们”也在那一天分崩离析了。

戈达尔与特吕弗从此再也没有说过话,前者继续把电影当做革命工具,后者则逐渐回归了德拉诺瓦的“爸爸电影”,那个他们曾大肆批判的范畴。据戈达尔回忆,二人有次曾在纽约旅店偶遇,特吕弗拒绝握手,视而不见。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国新浪潮,总有些慨然和悲凉,他们所反对的那些“旧传统”电影,却比他们的友谊更长久,等到戈达尔不再极端抵制“所有的老人”时,已经到了八十年代。1981年《最后一班地铁》横扫10项凯撒奖,特吕弗再度迎来了空前的凯旋,戈达尔此时也曾提议大家和解,邀请夏布洛尔,里维特,以及特吕弗到日内瓦当面谈谈,“我们到底有什么分歧? 我非常想听听大家关于电影的真实声音。无论如何,友谊尚存。”,但是特吕弗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再次用一封长信,为包括自己在内所有遭受戈达尔批判的人反击,“受宠若惊了,你那政客般的虚情假意也让人佩服。你也可以邀请贝尔蒙多去瑞士,你还说过他怕你呢。如果你准备拍下一部自传,片名我知道,就叫《一坨屎就是一坨屎》”。于是这段源自于对电影的热爱,因巴赞的“迷影”精神而走向银幕的友谊,最终也因特吕弗的拒绝和去世而未能复活。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回顾新浪潮时,依然能感受到《电影手册》编辑部里的那股“青春气息”。银幕上利奥德的脸随着时光一部部老去,他的“两个父亲”,弗朗索瓦·特吕弗和让-吕克·戈达尔,则把真实的自己躲藏在了摄影机之后,让敏感的孩子再度迷茫。新浪潮的遗产到底何在?《最后一班地铁》还是《再见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