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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同志运动”的胜利,还是“婚姻制度”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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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两日,美国全境迎来同性婚姻合法化,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性少数群体的狂欢。网络上大肆营造出了一种“同志平权运动”的胜利景象。然而,鸡汤式的狂欢也掩盖住了很多问题。

当同性恋成为了主流社会中的“正统”,是否强化了“异性恋式的传统婚姻家庭”作为唯一正当的亲密关系,从而进一步边缘化了同性恋之外的其它性少数群体(多边恋者、无性恋者、泛性恋者等)——重复了“中心-边缘”压迫性结构再生产模式?那么“同志运动”是否在这个意味上,背离了它强调“性少数群体多元化亲密关系”的初衷?

纽约前市长Michael Bloomberg被人问到是否支持同性恋结婚时的回答是:“异性恋也不该结婚。让我们丢开政治正确想一想:本来同志们是有机会撬动婚姻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为推动文明进程做出贡献的,但他们要求枷锁也要给我来一份。”

同性恋伴侣在法律内得以享有和异性恋伴侣同样的权利固然可喜,然而“婚姻权”的获得到底是不是一种胜利?或者说,它究竟是“同志运动”的胜利,还是“婚姻制度”的胜利?

超越婚姻:

新世纪的民主、平等与亲属关系

撰文 | Lisa Duggan(莉萨·杜根)

翻译 | 陈思瑀

校订 | 何春蕤

来源 | 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网站

2001年“911”发生几个礼拜后,我和前女友在纽约市登记为伴侣。我们在此之前的17年里共同生活,从来不曾向任何政府单位正式登记关系,2000年我们分手,但是911当天我们在混乱中寻找彼此下落时改变了主意。

我的前女友当时在布鲁克林法学院教书,我则在纽约大学教书,两人住得很近,距离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只有几分钟车程。那天早上我还和她通过电话,随后电信服务中断,从此失联。我不知道她在哪里,要怎么回家,想到第二座大楼倒塌时她可能正走在旁边的桥上,我就陷入恐慌:我担心她受了伤而我却连络不上她,或者她没法向市政人员或救护人员说明我是她的亲人──虽然我们已不是恋人;我更担心她支持共和党的母亲会来纽约把她带回北卡罗来纳州。当晚,前女友满身尘埃、精疲力竭地走进我家大门时,我们终于领悟了“亲人”的意义,我的心里升起一个念头:要是她出了事,我必须能被认定是最关心她、为她负全责的人。在感情上和现实上,这都是绝对必要的。

纽约市恢复办公后,我和前女友就立刻到市政厅去办理登记,根据现行的伴侣制度,我们还必须向户政人员假称我们仍然过着夫妻般的同居生活。果如所料,登记处排了长长的人龙等着要办理登记,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大部分都是异性恋伴侣,问问周围的人为何而来,他们给的答案和我们十分相似,都是不想结婚或者也非热恋的情人,但是911的经历让她们觉得需要伴侣登记制度所提供的法律承认。

我的这个经验和许许多多人的经验相似。例如那些照顾感染了HIV的朋友或旧爱的人,那些生命交织、财产共有的长期室友,那些和子女组成非核心家庭的男/女同志,以及那些不想要一纸夹带各种人际关系预设的官方婚姻证书的恋人们。无论是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其它身分,有太多人的生命如此复杂的交织在一起,根本无法套入单一尺码一体适用的“婚姻”;然而他们在情感和物质上的需求和欲望却又是真挚而迫切的,就像那些驱使热恋情侣走入婚姻家庭的需要一样,既深刻又必要。

这就是为什么当同志运动组织和领导者采纳同志“婚姻”做为首要议题时,我非常震惊。婚姻平权不再是社群里涵盖多样成员多种需求的选项“之一”,而变成了主流LGBT权利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单一议题,取代了同志群体所有的政治诉求。事实上,过去十年,同婚运动一直吸纳了同运能量的最大宗,也主导了意识形态的前进方向。

婚姻平权的诉求当然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它是被许许多多相互重叠的优先需求所推动的,其中包括:要求在法律上享受平等权、希望被私人健保系统纳入投保、或是渴望被最基本的亲属关系所承认,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更为宽广的经济社会正义愿景来思考这些优先需求,就会发现对酷儿所面对的绝大多数问题而言,婚姻权实在是一个非常狭隘而不恰当的解决方案。有权加入被国家管控的婚姻体系,并不会带来彻底的平等、或全民健保、或者那些反映我们具体生活里宽广想象的亲属关系。

身为常常自命有着一大群恋人与旧爱的酷儿,我们应该比别人更能看穿婚姻这个狭窄局限的身份其实不足以含纳我们那些繁复而创新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和相互依赖。婚姻平权运动不但没有延续LGBT运动从1970年代便开始扩大的伴侣关系和家庭形式,最终反而促成了出路选项的限缩。不论是在某些打赢婚姻平权的州里以婚姻取代其它关系身份,或是在另外一些州里被“捍卫婚姻”立法打败所冲击,现在许多其它形式的关系身份(包括同居伴侣关系或相互受益人)都在消失中。这些另类关系太常被呈现为次等婚姻,因此也就看不见它们对我们很多人的生活而言才是不可或缺的另类选择。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彼此相依的亲密关系更加民主化、多样化,而非得把婚姻奉为不二圭臬不可?

婚姻平权是怎么变成酷儿政治的终极进步目标的?这实在令人费解。其实1980年代里根政权以来,婚姻就一直被高举当成国家级的政治议题,从来就没什么进步性,而且许多宣传婚姻的措施后来都和1996年以来的社会福利改革密切相关。由保守基督徒主持的婚姻教育计划获得政府经费支持,不但借此进行道德和价值的教育,也被宣传是节税措施,鼓励人民以婚姻取代社会救助。在意识形态上,这些措施针对的就是贫穷妇女、有色妇女,说她们道德堕落而且太倚赖正直的缴税公民。

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福利政策“鼓励结婚”,就是将社会服务私有化,把对病患、年轻人、高龄者以及被扶养者所需要的社福花费从社会安全网转嫁到个别家庭去。这个政策也鼓励妇女结婚,以便分享男人较高的工资和福利,她们在婚姻中所提供的无偿家务劳动则补足了政府不再提供的社会服务。对贫困家庭来说,就业福利的减少甚至消逝,代表了资源更少,而必须付出的劳动和责任更多。此外,国家还鼓励贫苦的单亲妈妈仰仗政府核发的子女抚养金,政府也会怂恿甚至强迫她们在孩子的出生证明或申请社会救助的文件上写出生父的名字,以便国家可以依法找到这些“不负责任的父亲”追讨款项。这就是社会福利改革者所倡导的“个人责任”为穷人所带来的每日现实:低收入者仍必须在没有任何补助的情况下承受监控、强制、压力,而这种成本的转嫁总是包裹在理想化的婚姻糖衣里,个人梦想则被用来替代原来应该是公众、集体的社会责任。

此外,一场保守而活跃的“婚姻运动”已然兴起以巩固传统婚姻价值,其众多的目标包括:提高离婚门坎、惩罚通奸、倡导禁欲、将儿童与青少年更彻底置于家长的权威控制下,并且大加赞扬婚姻是社会福利私有化的良方,是广泛执行社会控制的最佳手段,可以阻止1960年代以来社会规训的“衰退”。虽然保守的婚姻运动通常捍卫传统婚姻,反对同志婚姻,但是有些保守份子(例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David Brooks)也会为同志婚姻背书,认为它有维持社会秩序和规训的作用。

尽管这些保守派的理想化修辞常常被用来包装国家的各种强制政策(从以社福改革“促销”婚姻,到有色妇女被强迫节育等),但是婚姻平权阵营通常并不会攻击这种理想化婚姻的修辞,反而往往同声附和。事实上,同志婚姻的支持者通常视合法的单偶婚姻为纯粹的社会良善,是稳定幸福“成熟”的成年象征。例如,由加州Lambda法律及教育基金会(Lambda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 and Marriage Equality California)出版的婚姻平权文宣《平权路图:自由婚姻教育指南》就说:

同志族群和一般人没什么两样。他们成长、谈恋爱、组成家庭、生养子女;他们会修整自家草坪、购买日常用品、担心入不敷出;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上好的学校、希望家人安全……否决同志伴侣结婚的权利,就是让他们永远做不了成人……无论是法律上或社会上,已婚者都比未婚者更受到尊重,因为前者公开做出了严肃的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承诺。那些想要做出同样承诺的同志伴侣也应该可以享受同样的机会,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方式,可以让同志伴侣与非同志达到彻底的平权。

此刻,排除同志在婚权之外很明显的就是歧视,可是,废除婚姻制度不也是促进彻底平权的另一条路吗?更何况,照着我们在现实中具体关系和多样家庭的分布状态来看,冲淡婚姻的核心地位、让亲密关系多样化,岂不也是平权的另一条(而且更好的)路径?说不定,彻底与婚姻运动的保守理念对抗,会比为了要被纳入婚姻而仿效保守阵营的理想化修辞来得更为有效?真正的政教分离是不是应该要求“婚姻”变成私人的、宗教的事情,而国家则向全民平等的提供民事结合、伴侣关系、互惠受益等等多元关系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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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思考促成了《超越婚姻》(Beyond Same-Sex Marriage) 声明的出现,这份声明有250个来自LGBT族群、酷儿及联机的组织者、学者、艺术家、作家、教育者的亲笔签名(2006年7月25日这份文件公布后有更多人加入联署)。这份文件也开启了扩大婚姻平权运动的进程以便包含比婚姻更为广泛的关系形式,并以扩大普及社经正义,超越此刻法律的范畴为目标。有鉴于目前的政治僵局──只有少数几个州提供婚姻权及民事结合权,而大部分的州除了禁止同性婚姻之外,更禁止任何异于传统婚姻的亲密关系或家庭关系──我们组织起来促进关系形式与家庭认可的民主化和多样化,并且扩大让所有人都能享受的社会安全网,这不但是正确方向,也将可以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处境,包括老年伴侣关系、多代同堂的移民家族、非配偶照护关系等等。更多关系都可以纳入亲密关系的想象蓝图。我们不必屈就婚姻,我们应该可以享受更多。

本文撰文:Lisa Duggan(莉萨·杜根),翻译:陈思瑀,校订:何春蕤,按语写作:禽禽,编辑: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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